王吉成律师：引渡制度中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与实务运用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犯罪日益增多，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成为维护法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引渡作为国家间移交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最重要法律机制，在国际司法合作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引渡并非无条件进行——"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作为引渡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个人提供了免受政治迫害的法律屏障。

对于中国刑事辩护律师而言，深入理解政治犯罪例外原则的内涵与实务运用，不仅有助于在涉外交办案件中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更是拓展专业视野、提升辩护能力的必要功课。本文将系统梳理该原则的法律框架、认定标准、适用限制以及辩护策略，以期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一、引渡制度的法律框架

（一）国内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以下简称《引渡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定引渡制度的专门法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引渡法》共四章五十五条，对引渡的条件、审查程序、执行等方面作出了全面规定。该法确立了我国引渡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

• 引渡的前提条件：双犯罪原则，即引渡请求所指向的行为必须依照中国法律和请求国法律均构成犯罪（《引渡法》第七条）；
• 应当拒绝引渡的情形：包括政治犯罪、军事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等法定事由（《引渡法》第八条）；
• 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形：包括中国对引渡请求所涉犯罪具有管辖权、因年龄健康等原因不宜引渡等（《引渡法》第九条）；
• 引渡审查程序：外交部行政审查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双重审查机制。

（二）国际条约层面：双边引渡条约

截至2026年，中国已与超过6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引渡条约，其中已生效的条约涵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主要国家。这些条约在具体条文上各有差异，但普遍采纳了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作为拒绝引渡的法定理由。

此外，中国还加入了多项包含引渡条款的多边国际公约，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这些公约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引渡合作提供了多边法律基础。

二、政治犯罪例外原则的起源与内涵

（一）历史起源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的形成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大革命期间及之后，大量持不同政见者流亡至邻国，各国君主制政府试图通过引渡手段将这些政治犯押解回国审判。然而，接收国基于人道主义和政治中立立场，逐渐形成了拒绝引渡政治犯的做法。

1833年，比利时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明确规定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的引渡法，标志着该原则首次以国内立法形式被正式确立。此后，这一原则迅速被欧洲各国引渡条约采纳，成为19世纪国际引渡制度的标志性特征。1856年，比利时又首创"行刺条款"（attentat clause），将针对外国元首及其家属的谋杀行为排除在政治犯罪的保护范围之外，为该原则的适用划定了早期边界。

（二）基本内涵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的核心含义是：如果引渡请求所针对的行为属于政治犯罪，被请求国应当或可以拒绝引渡。该原则的理论基础植根于三个层面：

1. 人权保护理念：防止个人因政治信仰或政治活动而遭受不公正审判或迫害，保障基本人权；
2. 政治中立原则：被请求国不愿介入他国的内部政治争端，保持中立立场；
3. 国家主权考量：政治犯罪的认定涉及价值判断，被请求国保留根据自身法律体系和价值观进行裁量的主权权利。

三、政治犯罪的认定标准

政治犯罪的认定是适用例外原则的关键环节。在国际实践中，关于政治犯罪的认定并无统一标准，但学界和实务界普遍采行综合判断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一）主观目的标准

考察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如果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标，如改变政府政策、表达政治主张、反对现行政治体制等，则可能被认定为政治犯罪。主观目的的判断需要结合行为人的政治身份、行为背景、言行记录等综合分析。

（二）客观行为标准

分析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政治犯罪通常表现为针对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或政府运作的行为，如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叛乱、政治间谍活动等。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带有政治动机的行为都能被认定为政治犯罪——行为本身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目标具有直接关联性。

（三）政治关联性标准

要求犯罪行为与政治目的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关联。美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发展出了" incidence test"（关联性测试）标准，即要求犯罪行为的发生与政治目标的实现之间存在客观的、可辨识的联系。单纯声称具有政治动机不足以构成政治犯罪，必须证明行为与政治目的之间的实质性关联。

（四）中国的司法态度

中国《引渡法》第八条第（三）项明确规定："政治犯罪的，应当拒绝引渡。"但对于何为"政治犯罪"，法律未给出具体定义。在实务中，中国司法机关通常结合请求国提交的案件材料、被请求引渡人的陈述和证据，综合考虑行为的性质、目的和背景进行判断。在涉及政治犯罪例外的争议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具有决定性作用。

四、例外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制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并非绝对的免责盾牌。随着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种族灭绝等国际罪行的共识不断深化，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一）恐怖活动犯罪不适用

"9·11"事件后，国际社会普遍达成共识：恐怖主义行为不得援引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拒绝引渡。《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多项反恐国际公约均明确规定，恐怖活动犯罪不应视为政治犯罪。中国《反恐怖主义法》和《引渡法》的精神也体现了这一立场。

（二）国际核心罪行不适用

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战争罪等国际核心罪行，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最严重的国际犯罪，不适用政治犯罪例外原则。这些罪行无论在何种情境下实施，均不能以政治目的为由获得豁免。《罗马规约》及多项日内瓦公约对此均有明确规定。

（三）行刺条款

如前所述，比利时1856年创立的行刺条款，将针对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其家属的谋杀行为排除在政治犯罪保护范围之外。这一条款被此后多数引渡条约采纳，成为限制政治犯罪例外原则的重要制度设计。

（四）普通刑事犯罪的排除

当犯罪行为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但其性质主要属于普通刑事犯罪（如谋杀、绑架、抢劫等暴力犯罪）时，通常不被认定为政治犯罪。实践中，法院会区分"纯粹政治犯罪"和"相对政治犯罪"——前者如叛国、间谍等，完全具有政治性质；后者则混合了政治动机和普通刑事违法行为，需要通过比例原则等标准审慎判断。

五、引渡审查的双重审查机制

中国《引渡法》确立了引渡审查的双重机制，即行政审查与司法审查并行。

（一）外交部行政审查

外交部是引渡请求的接收机关。收到外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后，外交部负责对引渡请求进行形式审查，包括审查请求文件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条约要求等。外交部还对是否存在应当或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形进行初步评估。

《引渡法》第十条规定，外交部收到引渡请求后，应当对引渡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将引渡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转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对引渡请求进行司法审查，主要审查引渡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包括是否存在政治犯罪、双犯罪原则是否满足、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等。

《引渡法》第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引渡案件，应当听取被请求引渡人的陈述及其委托的中国律师的意见。这一规定为辩护律师参与引渡审查程序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符合引渡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引渡的裁定；认为符合引渡条件的，应当将裁定送交外交部。外交部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同意引渡。

（三）辩护律师的程序参与

在引渡审查程序中，被请求引渡人有权委托中国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辩护律师可以在以下环节发挥重要作用：

1.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提出不应引渡的法律理由；
2. 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审查中当面陈述辩护意见；
3. 收集和提交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材料；
4. 协助当事人就引渡条件问题进行法律论证。

六、"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aut dedere aut judicare）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要求缔约国对于特定国际犯罪，要么将犯罪嫌疑人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要么自行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这一原则与政治犯罪例外原则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

当被请求国基于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拒绝引渡时，"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为后续处理提供了法律指引——被请求国不能简单地将犯罪嫌疑人释放，而应当考虑依据本国法律对该人进行追诉，确保犯罪行为不至逃脱法律制裁。

中国《引渡法》在相关条文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当中国基于法定理由拒绝引渡时，可以依据中国法律对引渡请求所涉犯罪行使管辖权，从而在国际合作与国家主权之间取得平衡。

七、中国与主要国家的引渡合作现状

（一）与发达国家的引渡合作

中国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已签署并生效双边引渡条约。这些条约普遍纳入了政治犯罪例外条款，同时也在具体适用上作了较为细致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尚未建立有效的双边引渡条约关系。在这些国家涉及的逃犯遣返，通常通过个案协商、移民遣返等替代方式解决。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引渡合作日趋密切。中国已与泰国、巴基斯坦、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引渡合作机制。

（三）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引渡合作在打击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签署的引渡条约为追逃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

八、辩护律师在引渡案件中的法律策略

（一）启动政治犯罪例外抗辩

当当事人被请求引渡的理由可能涉及政治背景时，辩护律师应当首先评估是否具备援引政治犯罪例外原则的条件。具体策略包括：

1. 全面收集当事人政治活动背景的证据材料；
2. 分析请求国追诉的真实动机，判断是否存在政治迫害的可能；
3. 论证犯罪行为与政治目的之间的实质性关联；
4. 援引中国《引渡法》第八条第（三）项和相关国际条约条款，明确提出不予引渡的法律意见。

（二）主张人权保护例外

《引渡法》第八条第（四）项至第（八）项规定了对被请求引渡人人权的保护条款。辩护律师可以从以下角度提出抗辩：

1. 当事人可能因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见解等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
2. 当事人在请求国可能面临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待遇；
3. 请求国的司法程序可能无法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4. 当事人可能被判处与罪行不相适应的过重刑罚。

（三）程序性抗辩

辩护律师还可以从程序角度提出抗辩，包括：

1. 引渡请求文件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2. 引渡请求所描述的行为依照中国法律不构成犯罪；
3. 当事人已被中国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审判；
4. 追诉时效已经届满。

（四）"或引渡或起诉"策略运用

在某些情况下，辩护律师可以建议当事人主动向中国司法机关表达接受国内审判的意愿，通过"或引渡或起诉"机制争取在国内接受审判，避免被引渡至可能存在不利条件的请求国。

九、红通人员的引渡与辩护

（一）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法律性质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Red Notice）是国际刑警组织应成员国请求发布的国际通报，用于追踪和临时拘留被通缉人员。需要明确的是，红色通缉令本身并非逮捕令，也不等同于引渡请求，但它是引渡程序的重要前置环节。

（二）红色通缉令的挑战途径

被列入红色通缉令的人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寻求救济：

1. 向国际刑警组织委员会（CCF）提出审查请求，主张红色通缉令违反《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三条关于"严禁进行任何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干预或活动"的规定；
2. 在被羁押国启动引渡审查程序，援引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拒绝引渡；
3. 通过外交渠道与请求国进行协商，寻求案件的政治解决。

（三）辩护律师的特殊注意

在涉及红通人员的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特别注意：

1. 审查红色通缉令所载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 评估请求国追诉行为是否存在政治动机或选择性执法的嫌疑；
3. 充分收集当事人在被羁押国可能面临不公平待遇的证据；
4. 在法律手段之外，适当考虑通过外交协商等途径解决案件。

十、结语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是引渡制度中保障个人权利、维护国际法治的重要制度设计。它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政治迫害的警惕，也反映了国家间在司法合作中的相互尊重与制衡。对于刑事辩护律师而言，深入掌握该原则的法律内涵和实务运用，是在涉外刑事案件中为当事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基本要求。

在实践中，引渡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国际法律关系和敏感的政治因素。辩护律师在坚持法律专业性的同时，也需要具备宏观的国际视野和审慎的判断能力，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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